马克思说：“捐税就是国家在经济上的存在”。在经济领域，捐税就是国家的体现。只要有政府存在，税收就必然存在，也必须存在。赋税政策的合适与否，对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的作用不可小觑。明朝的兴亡和李自成的成败为这个结论做了一个及其典型的注释。

明朝初年，国家在多年的战争中安定下来，为了休养生息，朱元璋为此告诫群臣：“天下初定，百姓财力匮乏，好比小鸟不可拔羽，新树不可摇根”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明朝政府实行了轻徭薄赋的税收政策。恰当的赋税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明初经济的发展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，政权更加稳定，国力迅速强大。至永乐年间，明朝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帝国。这其中赋税政策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。

明朝末年，由于官僚机构庞大、政府开支靡费、皇室索取无度，土地兼并猖狂，贪官污吏横行，国家赋税越来越重，只弄得天怒人怨，民不聊生。特别是崇祯一朝，由于对内镇压农民起义，对外抗击满清入侵，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几乎到了崩溃边缘，明朝政府不得不在正税的基础上，又以镇压起义、对抗满清、训练军队的名义，陆续开征“剿饷”“辽饷”“练饷”等捐税。“催督指令急如星火，参罚之例严于雷霆”。苛捐杂税，横征暴敛，民不聊生，一时间农民起义蜂起，明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，覆灭之日已然不远。

   这个时候，李自成的起义军顺天应人喊出了“均田免粮”、“三年不征”的口号，中原地区到处传唱“打开大门迎闯王，闯王来了不纳粮”。“吃他娘、穿他娘，闯王来了不纳粮”之类的歌谣。这些“零税”主张，在饱受捐税之苦的农民中引起了巨大反响。“饥民荷锄而往应者如流水，日夜不绝，一呼百万，其势燎原不可扑”。

李自成的“零税”政策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功。由于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是流动作战，没有建立政权也没有根据地，财政来源靠打劫官府、财主的浮财来维持，不可能制定赋税政策，即使有赋税政策，在流动作战的情况下，没有政权依托，也无法施行。可以这么讲，“零税”政策在起义军的初期，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合适的，对起义军的壮大乃至夺取政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

但是，随着起义军规模的扩大，特别是在襄阳、西安尤其是在北京建立政权以后，起义军从“造反者”变成了“当家人”，“零税”政策的弊端就越来越凸现出来了，也可以说它是敲响李自成政权丧钟者中重要的一个因素。

军费开支越来越大，政务开支从无到有且日益膨胀。政权建立了，但是赋税制度没有建立，整个政权的开支仍然依靠“追赃助饷”来维持。特别是李自成进京以后，展开了普遍而残酷的追饷运动，大顺政权除专门设立催饷司、此饷镇抚司等机构向富人严刑追饷以外，各统军将领无不乘机抢掠，一时间北京城里，追饷拷掠行为蜂起，大街小巷严刑拷打随处可见，惨叫之声不绝于耳。除了将明王室财物洗劫一空外，王公大臣逃无所逃，最后连富绅和一般中资之家也难幸免，甚至波及到一般商民。李自成政权将社会中、上阶层全部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，最后连一般贫民也对大顺政权的拷掠行为颇为不满。至此，大顺政权的群众基础已丧失殆尽，政治危机已成必然。点燃危机只差一根导火索了，而一个叫吴襄的人就成了这根导火索。

吴襄此人倒是无关紧要，但是，他儿子却是当时几乎可以决定大顺命运的关键人物——吴三桂。吴三桂当时驻守山海关，独立抵挡关外多尔衮的大军，手里握有数万战力极其强悍的明朝看家王牌军——关宁铁骑。本来吴三桂已经接受了李自成的招抚，已率军来京投降。途中听说他父亲及全家遭刘宗敏逼饷毒打，小妾陈圆圆被抢，一怒之下，返回山海关，迎清兵入关，联合清兵攻打起义军，所到之处势如破竹。李自成在北京当了40天的皇帝后，不得不匆匆撤离，又成了流寇，次年在湖北九宫山死于乱军之中。大顺政权顷刻覆灭了。

税政，国之大事也，不可不察。国家兴亡总关“税”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。（征管分局  任延松）